1940年1月北京期货配资公司，正在西安进行慰问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梁实秋收到了来自中共中央的一则密电。
对这份密电，梁实秋心里充满了期待，在前往西安前线慰问之前，他就曾对人说过：
“这趟行程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延安，延安是个神秘的地方，有人说他是圣地，也有人说这是外国记者的渲染，我个人更想亲自看看共产党控制下的地方是什么样子”。
然而，事实情况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在电报里，毛主席亲自做了回复，对慰劳视察团前往延安参观表示了热烈欢迎，但却唯独点名拒绝了视察团成员之一的梁实秋，毫不掩饰的表示：我们不欢迎他来！
我们都知道，毛主席对一些好奇和支持我党的人，向来是视作朋友的，即便是不支持，但只要不是敌人，毛主席也都基本上持欢迎态度，那么，对于满怀期待的想要来延安参观的梁实秋，毛主席又为何直言拒绝？让其难堪呢？
四海之内皆朋友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两千多年前的论语中曾有这样的一句古话，意思是说将普天之下的人都视为兄弟，而如果将这句话放到两千多年后的中国共产党身上，那无疑就是“四海之内皆朋友”。
中共自从成立之初，就一直秉承着团结大多数人的宗旨，比如在建党之初，曾有过国共合作，红军时期，也曾广泛吸纳不同阶层的同志，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更是提出了统一战线的理论，团结国内外各种不同身份与思想主张的人，尤其是一些民主人士。
延安时期，毛主席曾经欢迎，并亲自接待过不少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对我党持友好态度的人，这些人里有外国人，如埃德加·斯诺，女记者史沫特莱；有文艺界人士，如慕名而来的左翼作家丁玲，还有工商界人士，如爱国华侨陈嘉庚，更有许多的民主人士，如李公朴，梁漱溟，黄炎培等。
这其中，最有名的当属黄炎培，1945年7月初，作为民主人士的黄炎培与几位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到延安参观，在延安的窑洞里，毛主席亲自接见并热情的招待了他，两人还因此留下了一段脍炙人口，足以千古流传的对话。
在交谈中，毛主席问起黄炎培的感想，黄炎培引经据典，不无感慨的说道：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一人，一家，一团体，乃至一国，真是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我所希望的，就是能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历史周期率的支配。”
面对黄炎培的感想与困惑，毛主席自信而豪迈的答道：“我们能跳出这历史周期律，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那就是民主，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我们”。
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与“隆中对”齐名的“窑洞对”，窑洞对不仅体现了毛主席对取得革命胜利，以及对未来国家建设的信心，也体现了毛主席对民主人士的敬重，至今传为美谈。
不过，也并不是所有的民主人士都能得到毛主席如此的看重与欢迎，比如梁实秋，毛主席就曾单独点名“不欢迎他到延安来”，可以说极为罕见的例外。
个中缘由
提起梁实秋，喜爱阅读文学作品的人一定不会陌生，即便是很少阅读，但只要翻过语文教材，也大概率有所耳闻。
梁实秋，我国有名的文学家、学者以及翻译家，他12岁考入清华学校，即后来的清华大学，17岁时就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翻译小说，20岁赴美留学，21岁就担任了大学教授，与著名的文艺界人士，如胡适，徐志摩，闻一多等人一起创办过报刊，是十分亲密的好友。
如果仅仅只看上面这一系列的履历，可以说，梁实秋是个有才的大文豪，但就是这么一位大文豪，却得到过毛主席不止一次的批评，甚至还被直接点名，不欢迎他到延安去。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还是与梁实秋本人有关，有两件事情决定了他不被中共和毛主席欢迎及认可，第一件事就是鲁梁相争。
所谓的鲁梁相争，指的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文豪鲁迅与梁实秋在文艺领域的争论与分歧。
鲁迅与梁实秋虽然同为文艺界人士，也同样都是知名文学家，但两人在文学领域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
梁实秋赴美留学期间受古典主义文学的影响，强调超越阶级的人性，主张理性、纪律和秩序，对浪漫而激进的思想非常反感，而这就与思想激进，崇尚革命，提倡个性解放的的鲁迅大为不同。
这种不同的看法，使得两人在1927年发生了第一次交锋，当时，梁实秋在复旦大学的报刊上发表了一篇论述女子教育的文章。
结果，因为其中的某些观点过于传统与保守，立刻就引起了复旦大学一些女学生的声讨，并逐渐传到了鲁迅那里，鲁迅当即也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篇杂文，辛辣的嘲讽了梁实秋在女子教育问题上的“封建”，由此揭开了鲁梁论战第一阶段的序幕。
如果说在文学批评领域的不同，是使得两人发生矛盾的导火索，那么在翻译领域的意见不一致，则无疑加剧了这种矛盾。
梁实秋与鲁迅不仅仅是文学家，同样也都是翻译家，鲁迅曾经翻译过苏联的《文艺与批评》一书，梁实秋在读过之后，称鲁迅“实在是翻译的太坏”，然后又在《新月》月刊上抨击鲁迅。
直到此时，梁实秋与鲁迅之间的争论都还只能算是学术问题，仅仅只局限于文艺圈，然而，紧接着梁实秋就做出了一件将矛盾进一步扩大到其他领域的事情。
他在报刊上发表了《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否定文学所存在的阶级性，而这，恰恰与鲁迅所一直坚持的理念相反。
鲁迅作为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人物，一直以来都主张“做无产阶级的文学，做工农大众的文学”，他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避免阶级性的，这一点与我党的革命主张一致的。
于是，鲁迅当即便撰文予以回击，与此同时，梁实秋的文章也遭到了许多左翼作家和革命者的谴责。
到此时，一场原本的学术争论，已经彻底的上升为了国共两党之间的论战，因为当时是国民党政权占据上风，因此许多的支持或同情我党的左翼作家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
不管是有心，还是无心，一定程度上说，梁实秋已经做出了借用政治权利来攻击压倒对手的行为，这不仅为文艺界的人所不齿，同时，也引起了我党的不满。而这，还仅仅只是他不受中共党内欢迎的其中一个原因。
背后的真相
除了鲁梁相争的这一个原因之外，另外一个导致我党对他不满的原因则是他在抗战时期发表的一番言论。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梁实秋独自一人离家南下，来到了国民党的陪都重庆，之后便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日报》副刊的主编，同时又担任了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
1938年冬，梁实秋在《中央日报》的副刊《平明》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编者的话》的文章，称“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些人一动笔就少不了抗战，而我的意见则稍有不同……”
文章一经发表，立刻就在文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此前与鲁迅论战的原因，梁实秋一直被一些左翼作家所关注，他的这篇文章一出，大家立刻群起而攻之，称梁实秋这是在宣扬“抗战无关论”。
一霎时，不仅仅是左翼作家们对他口诛笔伐，连一些支持抗战的无党派人士都撰文指责他，由于《中央日报》是国民党中央的机关报，因此在解放区也是颇受关注，这样一来，梁实秋的文章在解放区也是受到了不少人的批评，大家都知道，在重庆有个鼓吹“抗日无关论”的梁实秋。
1940年年初，作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的梁实秋，参加了国民党的“华北慰劳视察团”，到华北和西北地区去视察，按照预先安排好的行程，梁实秋一行在西安参观完后，下一站就应该是延安。
但是就在视察团动身之前，延安的党中央特意发来了密电，称欢迎视察团到延安来视察，但是唯独不欢迎梁实秋来。
如此以来，不仅搞得梁实秋十分尴尬，整个视察团也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只能取消了去延安的计划。
一般来说，事情到这里应该就告一段落了，但现实情况却远非如此，两年以后的1942年5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会上，毛主席对党的文艺工作做出了明确的评价与指示，大力赞扬了鲁迅的无产阶级文艺，而将梁实秋作为反面教材点名批评，称他是“资产阶级的文艺”。
毛主席的这些讲话，后来被完整的收录到《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名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梁实秋也作为文艺界的反面教材为当时的人们所熟知。
看到这里，或许有人会认为，毛主席不欢迎梁实秋到延安来的根本原因是这个，而实际上，不支持无产阶级的文艺固然是党中央不喜欢梁实秋的主要原因，但不许他到延安来却不是只为此。
在当时，全国的文艺界中对我党的“阶级理论”不理解的人，并不只有梁实秋一个，比如同样作为民主人士的梁漱溟，他就对党的“阶级斗争”理论很不理解，在建国之后，还曾因农民问题公开顶撞毛主席。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曾两次到访延安，并且毛主席两次都接见了他，还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可见，毛主席不欢迎梁实秋到延安，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在里面，而这个原因，只要我们看一看时间便知。
梁实秋要到延安去时是1940年，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一败再败，美国苏联等大国又对日本搞绥靖政策，当时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普遍都对中国的抗战不抱希望，“亡国论”的言论甚嚣尘上。
在这种局势下，不管梁实秋的“抗战无关论”是有意还是无心，是出于何种目的和缘由，都毫无疑问会对民心、士气造成影响，因为当所有人都万众一心的共赴国难时，那么任何的异议都成为了一种阻碍。
而对于积极坚定的主张抗日，团结一切为抗战服务的中共来说，梁实秋自然是不受欢迎的，这才是中共为何不欢迎他到延安的重要原因。
参考资料：
梁实秋——百度百科
《毛泽东为何不欢迎梁实秋访延安》——光明网
《梁实秋被毛泽东点名批评 从此成为文坛的“黑名单”》——网
《因为农民问题 梁漱溟公开顶撞毛泽东》——网
《毛泽东礼遇民主人士》——人民政协网北京期货配资公司